1964年秋天，王戈征在“四清”运动中因为家庭背景和父母的问题，感到心力交瘁。他整天担心自己会被组织怀疑，甚至担心影响到自己的党籍。而他的妻子孔淑静，尽管是开国中将孔从洲的女儿，却并未过多担心这些问题。在她眼中，丈夫王戈征从十几岁就参军工作，工作上十分尽责，甚至多次因工作过度而累倒。她觉得丈夫是个踏实的人。

然而，事态发展得远远超出了孔淑静的预期。一次，有人对她说：“你哥哥找了毛主席的女儿这样背景的家庭，而你却嫁给了一个出身不好的男人，还面临着很多问题……”这让孔淑静心生羡慕，想到了自己哥哥与嫂子的爱情故事，以及毛主席对他们夫妻的关爱。她也觉得毛主席待哥哥十分亲切。有一次，孔令华在北京郊区的黄土岗公社劳作了一个多月，回到北京时，头发和胡子都长得很长，毛主席破例让自己的理发师为他剪发，还在吃饭时特别为他夹菜。李敏看到这一幕，感到有些不满，开玩笑地对毛主席说：“爸爸，您可不能偏心啊，怎么只给他夹菜？”毛主席笑着回应：“这是奖罚文明，不劳者不得食嘛！”

孔淑静并没有为丈夫的出身而感到自卑，她依然对自己的婚姻感到满意。她和王戈征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感情也一直很好，家庭氛围温馨。女儿曾经看到妈妈签下离婚的文件时，哭着说：“爸爸有什么错可以改，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生活？”那时，王戈征正在南京接受审查，看到妻子和女儿后，他尽力解释自己不想离婚，但最终还是没能改变命运。

或许是因为有了孩子，孔淑静开始对未来的选择更加慎重。她不再像结婚时那样冲动无畏，而是开始思考更多的可能性。1957年反右运动后，王戈征曾给孔淑静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我们两家的差距太大，或许我们应该分手。”那时，他们的关系还只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孔淑静并没有太在意，仍旧保持着与王戈征的联系。某天，孔淑静收到王戈征的来信，得知他生了一场重病。她心急如焚，立刻赶往王戈征所在的城市，并将他送进医院治疗。

当时，医院的探视规定很严格，每次探访都要填写病人与探访者的关系，关系亲密的才能随时探望，否则只能在规定时间内见面。那段日子里，孔淑静全心全意照顾丈夫的身体，也开始思考自己和王戈征的关系，逐渐意识到“名分”的重要性。王戈征出院后，两人便匆忙登记结婚，没有通知父亲和哥哥，婚礼当天也没有客人，只有邻居送来的一面镜子。1960年末，孔淑静怀孕了，但她一开始并未意识到是怀孕，而以为自己生病了，甚至去了医院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才知道自己怀了孕。1961年，孔淑静生下了女儿。尽管有了孩子，孔淑静依然没有放弃工作。但因为工作压力大，身心疲惫，她一次在凌晨回家时，竟在给孩子喂奶时睡着了，结果不小心将孩子摔了下来。孔从洲听到声音后，赶紧从房间里跑来，既批评了女儿，又心疼地说了一些感人的话，这让孔淑静深感愧疚。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孔家遭遇了不少困难。1967年7月，孔从洲被列为审查对象，接着周总理亲自下令：“孔从洲同志在‘西安事变’中有功，要打倒关押他，要我知道，报毛泽东主席批准。”有了总理的批准，孔从洲免于被关押，但他被免去了炮兵职务。与此同时，孔淑静被剥夺了工作权利，被要求交出办公室钥匙，转到生产队劳动改造。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李敏住院，孔令华受到批斗，没法照顾李敏，便请妹妹孔淑静去代为照顾。孔淑静在劳动改造期间，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但她仍借着外出看病的机会，去医院看望嫂子。她和李敏在病房里紧紧相拥，泪如雨下，互相鼓励。

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孔淑静和王戈征最终走向了离婚。1976年10月后，王戈征的冤屈得到了彻底平反，但此时两人早已离婚多年。多年后，孔淑静坦言，她婚姻的失败与自己当初在爱情上的不坚定和违心有很大关系。虽然两人已经无法再走到一起，但孔淑静仍然关心着王戈征的生活。1995年11月，她去探望王戈征，这是他们26年后的第一次见面。王戈征虽然表面上表示理解孔淑静当年的苦衷，但话语中也带有些许埋怨：“也有一些人顶住压力，坚持没有分手。”

孔淑静后来嫁给了张世参，这位解放军普通干部出身的男人性格朴实，对党和军队非常忠诚，但也十分孤僻，很少关心家庭，沟通也很少。两人结婚后育有一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孔淑静对张世参的感情逐渐淡化，但由于多种原因，他们并未选择离婚。晚年时，孔淑静表示自己有两个遗憾。其中之一，就是自己的儿子未能参军。尽管她单位有名额，她依然没为儿子争取，反而觉得应该让孩子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另一个遗憾则是与王戈征的分手，她觉得这不仅伤害了王戈征，也给女儿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更后悔的是，在离婚后重新组织家庭。

岁月如梭，往事已成回忆。如今，孔淑静已88岁高龄，愿她健康、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