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柏林10月13日电 题：不了解历史就无法读懂当代中国

　　——专访德国汉学家施寒微

　　中新社记者 马秀秀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将于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主题聚焦“世界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

　　历史与当代怎样贯通？西方学界如何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欧洲中国学研究如何增进中欧理解？应邀与会的德国著名汉学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他表示，如果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真正读懂当代中国。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能否简要介绍当下欧洲中国学研究的整体状况？您如何理解“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关系？

　　施寒微：欧洲的中国学研究有着长久传统，并为全球范围内关于中国的讨论作出了贡献。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过去都曾是研究主题。遗憾的是，如今有一种倾向愈发明显，即相较于当下，人们对历史的重视程度正在降低。然而，如果不了解历史，就无法读懂当代中国。其中包括对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学、历史、哲学以及早期科技发展，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佛教，长期存在的多语言现象(包括满学)，以及对中国各地区多样性及其独特文化特征的了解。

　　近代的诸多发展脉络，都能追溯到久远的历史之中。过去的一些冲突区域至今仍在人们的意识中留有深刻印记。这其中既包括与周边国家和民族之间跌宕起伏的交往史、各王朝的兴衰更替，还有自唐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教育与学术传统、官僚体制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而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两百年间的种种经历，更是鲜活地留存于人们的记忆空间里。

　　2025年10月10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之际，从景山公园俯瞰故宫。中新社记者 张祥毅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被西方学界讨论和理解？您对此有何观察？

　　施寒微：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议题上，西方学术界存在分歧。长期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虽被解读为一种“追赶式”进程，但中国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已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追赶”，反而被误读为一种“威胁”。

　　当下，一种“制度对立”的思维主导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存在于学术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观点因此忽视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条件，不但没有对中国取得的发展和进步感到欣慰，反而把中国视作一种威胁，出现误读。

　　同时，人们还忽略了一点：中国正面临着与其他现代化国家类似的现代化挑战。

　　诸如此类关于中国的讨论，虽然在英语世界中被一些学者注意到，但大众对中国的整体认知并未涵盖这些内容，没有看到中国现代化同样面临的挑战。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缺乏历史视角，尤其是代际内与跨代际的系统性结构问题，要么被忽视，要么日渐淡化。欧洲可以从中国的应对和解决问题中学到很多，反之亦然。

　　2025年7月，在上海举办的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款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吸引外国观众。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 摄

　　中新社记者：数智时代，欧洲的中国学研究面临哪些新变化？

　　施寒微：数据获取的便利性为中国学研究带来了巨大机遇。然而，也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会复制既有偏见，进而阻碍甚至完全扼杀新认知与新视角产生。因此，研究的自由与独立性有赖于完善的研究基础设施支撑。

　　在国际层面，多元视角是学术进步的基本前提。尤其是在公共与私人领域、参与与退出、适应与抵抗、个人未来愿景与国家/公共规划、个人信念与“主流共识”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关系，往往很少受到关注。然而恰恰在这些方面，中国展现出了高度的多样性和活力。

　　2024年7月，来自15个国家22名汉学青年学者来到贵州开展为期8天的研学活动。图为研习营营员在贵阳孔学堂体验茶艺。中新社记者 瞿宏伦 摄

　　中新社记者：当前学术环境对欧洲中国学研究有哪些影响？

　　施寒微：此处无法一概而论。然而，欧洲部分媒体及政客对中国所持的疏离态度，实际上不利于对中文以及所有中国相关主题的深入学习和研究，甚至会造成阻碍。尤其是“制度性竞争”这一概念的提出，预设一种无法弥合的对立，阻碍了相互学习与反思的实现。若能更积极地秉持反思精神，人们定能获得大量认知上的收获。诸如在“代际契约”这一议题下，不同领域相关议题(如养老金、护理、公共财政债务)的不同表现形式，或将有助于形成更具差异化的认知图景。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欧洲中国学研究对增进中欧相互理解有何作用？

　　施寒微：欧洲中国学研究和中国欧洲学研究对于增进双方相互理解都非常重要。不过，双方都需要以反思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独特之处。不管哪一方，愿意保持一定的客观距离去看待问题，是最基本的前提。还有一点同样重要，就是对中国具体、全面的认知，需要纳入公共讨论，让更多人知道。(完)

　　受访者简介：

　　施寒微。中新社记者 王骏 摄

　　施寒微，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汉学家。截至2023年底担任德国图宾根中国中心主任、资深教授。其著述颇丰，发表专著数十部，涉及中国思想、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