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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7月07日 15时10分08秒

　　7月5日， 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向善 开放共治” 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交通银行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办公室指导，中国数字金融合作论坛协办。交通银行副行长、首席信息官钱斌出席并作主旨演讲。

　　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当前，AI技术正成为推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的重要驱动力。从金融实践来看，AI已经在金融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塑造出数字金融新生态。但与此同时，AI进一步发展也面临许多问题挑战，包括价值对齐、科技伦理、数据保护等等。作为一名金融科技从业人员，我就AI未来发展、金融领域应用和科技伦理治理，分享一些思考体会。

　　蝶变向新，AI技术驶入通用人工智能深海

　　生成式大模型的迅速崛起加速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的步伐。过去一年，人工智能围绕算力、数据、算法三个方向加速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一是集约化将成为算力建设新趋势。2023年末，我国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810万标准机架，算力总规模已达230EFLOPS，其中智能算力规模达70EFLOPS，同比增速超过70%。智能算力激增加速了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电力能源消耗问题。据预测，我国数据中心到2030年耗电量将超过4000亿千瓦时，约为当前三峡电站年发电量的四倍。与此同时，算力设备的冷却将消耗巨大的水资源，研究表明，到2027年全球范围内的AI需求对应消耗的水资源将超过一千万居民一年用水量。提升算力效能、降低能源消耗将成为实现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去年12月，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打造集信息计算力、网络运载力、数据存储力于一体的绿色安全综合算力体系，实现算力资源的并网调度和集约利用。

　　二是合成数据将有望成为数据扩充新来源。从文字诞生以来，人类将知识抽象压缩在文字中。如今，人类知识体系被再次压缩到大模型中，形成对世界知识的二次重构。然而，现存的语言文本数据存在大量重复，高质量数据资源稀缺，已成为大模型持续迭代的关键瓶颈。据Epoch AI预测，按照当前数据消耗速度，大模型最快将于2026年耗尽高质量数据、2028年耗尽互联网所有文本数据。而合成数据可以精确复制原始数据集的统计特征，又与原始数据不存在任何关联，具有全面性、多样性、经济高效等优点。从去年开始，全球科技巨头加速合成数据研究并用于新模型开发。今年5月，第七届数字中国峰会发布《大模型训练数据白皮书》，也将合成数据作为解决高质量数据供给不足的新方案。当然合成数据是否能大范围替代真实数据进行模型训练目前还有较大争议。如何突破人工智能领域的数据瓶颈、扩充新的高质量数据来源，尤其是中文语料数据依然任重道远。

　　三是多模态已成为算法跃迁新方向。人类在理解世界时，不是孤立地处理单一模态的信息，而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通道综合感知。今年5月，OpenAI发布全新多模态大模型GPT-4o，进一步表现出对人类情绪的感知和表达，让人机交互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AI逐步落地，更多复杂场景应用需要多模态来支撑，如多媒体创作需要文字、图片、视频之间互相生成和转化，自动驾驶需要实时感知和解析来自视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的数据。可以预见，多模态将成为AI技术发展和应用突围的新方向。

　　AI与各领域广泛融合，展现出极大的创造力

　　人工智能作为当代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带动最强劲的技术，已自然无缝地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度融合，展现出赋能百行千业创新发展的巨大潜力。

　　在产业经济领域，AI技术能够有效牵引生产和服务体系的智能化升级，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延伸拓展、融合发展。在制造业，通过“数字孪生”创建虚拟工厂模型，实现对工厂的可视化和智能化管理，提高实际生产效率；“黑灯工厂”通过构建无人工干预的全自动化生产环境，实现高效、稳定和低成本的制造过程，引领智能制造上升到全新高度。在医疗行业，AI已应用于健康管理、智能诊断、药物研发和医疗机器人等领域，AI参与的基因编辑已成功编辑人类细胞中的DNA，加速多种遗传疾病精准治疗的发展。

　　在政务民生领域，AI技术助力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以数字化手段促进民生改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例如，上海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打造“智慧好办”政务服务，应用人工智能实现“少填少交智能审”、申请材料政府主动生成。运用AI大模型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帮手”，面向居民提供各类服务政策智能检索问答服务。运用AI构建城市智慧大脑，通过引入智能交通系统和无人机移动巡检，准确预测交通拥堵状况，提供智能道路规划，降低交通压力和能源消耗，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在国防军事领域，AI技术在军事模拟训练、情报分析和指挥控制等领域的应用，正逐步延伸作战空间，改变传统的战争方式和军事策略，信息通讯、战场感知、无人化等基于高新技术的战斗力建设变得尤为重要。在现代战场，面对无人机的远程攻击，坦克变成了严重落后于时代的战争兵器。今年3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2024年人工智能路线图》，探索在国土安全领域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欧洲国际防务展中，地面机器人、无人机、制导装备、指挥中心等几乎所有展示的系统都有人工智能的影子。可以预见，未来战争将是作战双方算力、算法、数据的全面抗衡，超算中心和大模型将是新时代的大国重器。

　　运用新质生产力写好数字金融大文章，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已经在金融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展示出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今年，交通银行在制定数字金融行动方案基础上，加快“人工智能+”行动方案制定，力争在更深层面、更广范围推进人工智能实践，促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金融强国建设。

　　一是运用人工智能践行“以人为本”，推动金融服务普惠化便捷化。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交通银行以“数据+智能”双轮驱动，从信用端、信息端切入，致力提供更普惠、更便利的金融服务。在服务更普惠方面，我们革新服务模式，通过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分析，对客户进行多维度精准画像，推出基于统一客户信用体系的预授信模式，实现从产品级授信向客户级授信转变、从客户主动申请向银行预授信转变，有效扩大信贷范围、提高融资可得性。我们进一步使用算法模型标签，推动客户产品精准对位，涵盖理财、保险、基金等产品推荐，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服务更便利方面，我们重塑业务流程，基于音视频、图像识别、生物识别、智能语音等技术，打造客户身份远程核实场景，提供人像比对、人证比对等多项能力，将税融通、普惠e贷、抵押贷、车贷等产品的核实时间从几天缩短至几分钟，解决客户多次往返网点、办理手续繁琐耗时的痛点。我们突出移动优先，加强线上线下融合，打造智能语音客服，呼入业务语音识别率达99%，应用虚拟数字人技术提供全天候服务，持续提升线上渠道对客服务能力和水平。

　　二是运用人工智能服务实体经济，创造共同价值。交通银行聚焦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不仅关注企业的短期盈利能力，更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创新动力，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全面、更精细的金融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交通银行根据科创企业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提供全周期金融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对接国家、地方、园区、企业不同层级数据，打造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图谱，推动科技企业资产数字化、产业链条透明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搭建“1+N”科技型企业专属评价模型，应用于客户营销、产品设计、信贷审批、额度核定、贷后监测流程，已覆盖73万户科技型企业，助力科技型企业做大做强。我们将智能化手段融入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进程。推进绿色智能识别，构建企业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智能风险评价体系，助力提升绿色信贷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出绿色产业链金融服务，为绿色产业链属企业提供“一户一方案”服务模式，有效支撑传统产业低碳转型和绿色产业发展壮大。

　　三是运用人工智能强化风险防控，实现稳健经营。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近年来，金融领域的诸多案件表明，犯罪分子的洗钱、欺诈手段越来越多样化，隐蔽性越来越强，客观上加大了银行防控工作难度。交通银行加速推进全面风险管理数字化转型，运用数字技术全面提升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等领域的风险防控能力。譬如在信用风险领域，我们依托多维度的行内外数据完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构建关联关系图谱，实现信用风险总额管控和穿透管理；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建立信贷逾期预测模型，前瞻精准识别风险资产超百亿元，年回收资产数十亿元。在操作风险领域，我们通过OCR比对、RPA自动核查等手段，有效识别合同造假、抵质押物权证造假等欺诈行为，年自动核查约15万件权证；通过制定反欺诈实时风控策略，拦截疑似电信诈骗交易金额数十亿元，全力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在合规风险领域，通过端到端AI模型的应用，减少30%的反洗钱筛查任务量，单笔任务节省40%的核查及报告编写时间，并通过隐案挖掘等模型有效提升50%的反洗钱上报率。

　　坚持智能向善，共同推动AI安全可信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致辞时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推动问责、公平、安全和可信的人工智能应用，是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必然选择和应尽之责。

　　一是坚守正确的科技伦理。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介绍，人工智能在3年内就预测出近7亿个蛋白质或大分子空间三维结构，而人类此前积累的全部数量仅约20万个，正是因为人工智能的介入将科研由手工生产变成了工业化生产。另一则新闻是美国重要智库Mitre发布了一张人工智能系统对抗性威胁的场景图，呈现出人工智能应用从侦查踩点、网络渗透到维持控守、数据获取，再到秘密传递、后场处理等网络攻击全链条场景，威力之大，超出想象。两个案例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表明人工智能运用得当，将造福人类；运用不当，可能引发灾难，其所带来的危害将不亚于核武器，而全世界只有9个拥核国家，但可能会有无数个滥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团体，少数人给世界带来灾难的风险在大大增加。可信AI，智能向善，刻不容缓。同样站在金融的角度，我们要防止金融服务过程中的信息茧房、数据偏见、隐私泄露和市场操纵，要防止模型歧视所可能引发的侵权事件，建立模型持续运营机制，对模型输出开展审计，确保AI技术符合伦理法则和社会价值观。

　　二是加强算力资源整合共享。人工智能大模型所需算力每3-4个月就翻一倍，以新材料、生物制药、金融科技、深海深空等为代表的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都对算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求。但当前全国范围的算力“小高炉”现象普遍存在，算力都在建，应用都还缺，快速增长的主要是低端算力，而围绕大模型、自动驾驶等AI任务所需的高端算力仍然缺口较大，供给端与需求端存在结构性错位，甚至造成能源与资金浪费。建议研究建立国家级的云计算底座，有效统筹大模型在训练、推理等不同环节所需的算力资源，合理分工，避免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在行业层面，要探索建立AI算力云，提供公正、可信、可共享的算力资源，推动实现设施绿色低碳、资源高效调度、算力灵活供给。

　　三是强化数据供给与数据治理。AI模型的价值观来自于数据，数据供给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AI的智商与成效，为了确保大模型的应用效果和可信度，我们需要对训练数据的量和质提出更为严苛的要求。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金融机构普遍积累了大量结构化数据和数据处理经验，但相对于大模型，还远远不够。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需要着力丰富数据种类、强化数据治理、提升数据质量，建立“业务沉淀数据要素、数据要素转化为数据资产、数据资产反哺业务发展”的闭环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建立高效稳定的数据标注体系，对训练数据进行辨别、清洗、加工，确保数据支撑有力、标注专业统一，为建模提供坚实基础。要全面落实数据安全法律法规与监管要求，建立健全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和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护能力，保障金融数据和个人信息安全。

　　四是推动大模型生态建设，积极开展模型治理。大模型研发具有人才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特性，通常由少数高效能的研发组织主导，目前国产大模型数量已超过200个，一方面大模型研发缺少具有显著创新性的原创理论支撑，导致多数大模型技术路线趋同，同质化严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在探索“大而强”通用模型的同时，结合具体应用场景研发“小而美”垂直行业模型的资源投入相对不足。建议发挥产业上下游合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国家、行业基础性规划，加强合作协同，构建自主可控、共生互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同时，要大力推进负责任的模型治理，解决AI应用存在的模型决策不透明、难以“白盒化”等问题，确保人工智能合规、安全、有效应用。包括建立模型评估与监测机制，定期对模型进行质量检查、性能评估、运行监控、风险审计，确保模型稳定运行；增强模型安全防护，研究深度防伪技术，建设对抗训练平台，提升模型外部风险防控能力。

　　五是完善AI工程化人才培养。AI工程化人才是推动AI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关键人才，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培育AI工程化人才队伍，一方面要通过自主培养、产学研深度合作等方式，着力造就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工程化人才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人才引进、消化、吸收以及合理流动，充分激发创新活力。

　　交通银行愿与大家一起，坚持“智能向善，开放共治”，携手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数智时代的美好未来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信息通信业的变迁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国从通信业一穷二白起步到发展成信息通信大国，映照出坚持自主创新引领，从1G空白到5G领跑的跨越，映照出服务人民、惠及百姓的初心坚守，更映照出新业态活力迸发、新动能加速释放，在通向网络强国征程上的大步前行。

　　溯源“半部电台”　红色通信成就革命伟业

　　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可以看到这里陈列着一部电台，确切地说它是只能收听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尽管电台开关和调节旋钮锈迹斑斑，变压器、线圈等零件布满尘垢，但它却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部电台。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正是从这“半部电台”开始的。

　　1930年12月底，红一方面军歼灭了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第18师，并缴获了18师的电台。在清理战利品时，电台里发报用的电子管被弄坏了，只剩下了收报部分，但对红军部队来说，这“半部电台”依然极其珍贵。

　　几天后，围歼国民党军另一支部队谭道源师时，红军又缴获了一部完好无损的无线电台。至此，红军拥有了一部半电台和一些技术力量。1931年，蒋介石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由于当时红军的通信装备多给外界以较为落后的印象，国民党发报员便肆无忌惮地使用明码联络。

　　可敌人万万想不到，红军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在这次作战中，红军靠着电台听到了敌军的行动方案，毛泽东、朱德依据情报周密部署，在观音崖、九寸岭布下天罗地网，红军似神兵天降，漫山遍野杀声震天……捷报频频传来，电台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半部电台”起步的红色通信，在保卫红色政权、助力党中央指挥全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31年9月中共中央和苏区之间架起了一座空中电波桥梁。

　　正是红军电台网络的发展，把分散在各地的一个个根据地连在了一起。“20世纪20年代，刚刚成熟的无线电短波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于战争。刚刚开始独立自主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敏锐地发现并牢牢抓住了机遇，结合实际提升应用能力，在掌握通信规律、技术技能、组织能力上超越了对手。”人民邮电报社原总编辑武锁宁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在红色通信发展壮大的烽火岁月中，我国通信工业的雏形也逐渐孕育形成。抗日战争初期，通信器材严重匮乏，彼时日伪政权对解放区、敌后根据地采取“囚笼”政策。在党的领导下，红色通信克服外界封锁、资源紧张、人手不足等一个又一个实际困难，建立了自力更生的制造体系。

　　1938年6月，军委三局延安通信材料厂在“一张白纸”上正式成立。建厂初期，全厂加起来不到30人，主要设备仅有小型车床、刨床、钻床、砂轮各一台，没有图纸、没有精密的加工设备，甚至没有生产材料。曾任共和国邮电部部长的王子纲在《军委三局主要任务》中回忆道：“那时前方打下一架敌机，飞机的铝皮就成了我们制造通信器材最宝贵的材料；搞到一点胶木板，就用来做绝缘材料。虽然各种原材料很缺乏，但大家群策群力，生产中精益求精，做出来的机器，一样能够保证通信需要。”

　　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信念，共产党人实现了全军通信器材的自给自足。到1938年年底，延安通信材料厂元器件自给率达到40%，两年后达到70%。全军电台数到抗战结束前夕达到700部，比抗战初期增长了整整20倍，还相继制造出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电键等多种元器件，甚至研制出了技术领先的波段开关。

　　追溯历史，1927年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同时，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思想——关于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的建议，这里所说的“交通”含义主要是指通信。会后中央立即下发了三号文件，组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覆盖各区域的、以秘密通信为主要任务的红色交通网。

　　1930年，长沙战役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意识到，在现代战争中，要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必须缩小与敌人通信手段的差距，靠军号、靠骑马送信很难对付拥有电波通信的强大敌人。毛泽东在给中央写的长沙战役总结报告和向部队下达的命令中最早鲜明地提出：红军必须拥有自己的无线电台。

　　1949年，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战线和各根据地解放区通信战线的通信人，满怀激情、日夜奔忙，支援大军、接收新区，护局抢修、恢复通信。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新中国要努力“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至此掀开了共和国通信事业的新篇章。

　　“回首1921年至1949年，在我们党的事业克服重重困难走向成功的历程中，红色通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表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书写壮丽诗篇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依托红色通信成就革命事业的宝贵经验。

　　艰苦创业　通达全国通信网初步建立

　　全国电话用户总数21.8万户，电话普及率仅0.05部/每百人。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信业发展的基础可谓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唯有奋发图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第一代通信干线网络艰苦创业的大幕拉开。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仅有的一些电信设施大都集中在以南京为中心的地区和东南沿海的少数城市，除华东、中南、东北外，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干线电信设施，边远地区的省会城市大多仅能靠无线电报联系。

　　为了适应全国经济恢复发展的急需，1950年年初，首次全国电信会议和全国长途干线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两次会议确定了1950年全国电信建设目标——建设北京通信中心，并建成通往沈阳、上海、汉口、广州、重庆、西安六个中心的电信干线；开通七大区中心间的直达电路；建设北京至莫斯科间的中苏国际长途线路；建设北京国际电台，适应国际通信和对外广播的需要等。

　　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和资金严重不足，邮电部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建设奇迹。其中，建成第一代架空干线国网，仅用了8个月时间。

　　1950年3月，邮电部下达了全国长途明线建设工程计划，并迅速组成了7个国内工程总队和东北国际工程总队。随之，32个工程队、1500多名线务施工人员和3000多名民工的建设队伍组建起来，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新中国通信建设的第一场会战。

　　长线工程的野外施工受地形、地质及气候影响很大。1950年雨水多，京沪、京汉、京沈、津浦沿线不少地段河水泛滥，施工人员为了保证工期，站在水中打洞立杆。西部地区杂石路面多，挖埋杆难度很大，仅陕西双石铺到南郑100公里左右的路段，施工人员就打了900多个石洞。

　　经过几个月的连续奋战，北京至各大区中心、各大区中心至大部分省会及重要城市的架空明线陆续建成，北京至各大区和大部分省会城市的有线载波电话和全国有线电报网开通。全国电报业务由原来80%靠无线电路传递，变成了80%通过有线电路安全传递。

　　这并非个例。在神州大地上，党领导下的通信事业谱写了一篇篇值得铭记的创业故事：1950年12月12日，我国第一条有线国际电话电路——北京至莫斯科电话电路开通。1951年，基本建成以明线为主的电信传输网。“一五”期间，我国初步建成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大城市的通信网，保证了国家重点通信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组成了省间、省、县间、县四级辐射的公众电报网，大量较为先进的电信设备建设投产。新中国成立十年间的电信发展超过了旧中国的总和。

　　尽管条件艰苦，通信事业始终肩负着服务国家建设和发展大局的使命。随着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大规模启动，工矿通信成为地方通信需求的重点。邮电部在积极推进各地市话电信发展的同时，组织力量积极配合国防通信、支援国家重点工程。

　　人民邮电报社原总编辑武锁宁说，一大批通信人不怕艰苦、以苦为荣，在长期坚守岗位的苦干中凝聚形成的奋斗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通信人。

　　1964年，邮电部组织“6401”工程会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研制的电缆和微波通信设备。

　　就在同一时期，通信行业新的管理体制确立起来——邮电系统内实行部、省、县三级管理。在运营上，实行机构紧缩、加强管理；在设备生产上，保留了19家骨干企业，列为部属工厂，由新组建的工业局统一管理，形成了邮电工业体系。经过积极的调整，到1964年，全行业的经营发展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建设大通路电缆载波和主要城市间的长途自动直拨线路。1975年，自行研究设计的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设备通过国家鉴定开始量产。1976年，我国在掌握大容量模拟传输技术方面迎来飞跃，自行研制的第一条大容量传输系统——1800路中同轴电缆载波系统在京、沪、杭间建成投产。此后，960路微波中继系统和4380路中同轴电缆载波系统相继建成投产。

　　卫星通信技术的探索也在这一时期展开。随着北京、上海两座地面卫星地球站的建成，我国通过太平洋、印度洋上空的国际通信卫星，与美、澳、欧、亚、非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卫星直达电路，具备了可传送60路电话和一路彩色电视的能力。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通信事业的艰苦创业印证了经济社会的巨变。回忆起这段创业之路，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说，经历近30年的艰苦奋斗，我国通信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张通达全国的通信网，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信大跨越　固话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1980年中国每百人平均拥有电话不到半部，普及率不到世界平均普及率的十分之一，到2002年中国电话用户总数超过两亿户，电话网总体规模和用户总数双双跃居世界第一，中国通信事业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中发轫，迎来腾飞发展的大跨越。

　　回忆改革开放初期通信业情形，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历历在目：“那个时候电话基本是单位公用，有的工厂连厂长办公室都不一定有，只有传达室有一部。”

　　当时的中国，全国电话用户193万户，电话普及率0.4部/百人。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流行着这样一段描述外商考察投资环境的顺口溜：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项目四问住……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发展经济要把交通通信放在首要位置”“要先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1979年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邮电工作会议确立了以通信为中心的邮电发展方针，纠正了“邮电是专政工具”的错误认识，提出了“邮电通信是社会生产力”的观点。

　　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邮电部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通信建设为中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这使各方对通信业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通信业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是国民经济的先行性产业。观念的转变为我国通信业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人民邮电报社原总编辑武锁宁说。

　　但新的问题又摆在眼前——国际通信技术已经发展到程控交换的时代，我国通信设备落后好几代，应从哪里打开加快发展的“突破口”？

　　破解“打电话难”成为起笔。20世纪80年代初，福建第一次开通了万门程控电话，当时我国多数县级以下地区还是人工交换机，国产纵横制设备才刚刚开始产业化。是按部就班还是一步到位上程控？时任邮电部部长文敏生调研了几个省，跑了30多家单位。当他来到福州，走进从富士通引进的万门程控交换机机房时，亲身感受到了新技术让打电话通得快、音质好。

　　很快，邮电部在全国推广福建模式，快速解放了电话生产力。1997年8月26日，时任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县以上城市全部实现电话交换程控化，国家公用电信网电话交换机总容量突破一亿门。从1998年到2002年，通信业乘胜追击，发展电话，实现了向世界第一大电话网的跨越，成为世界上电话最多的国家。

　　在程控电话势如破竹发展的同时，光通信和移动通信等领域技术突破创新，实现从空白到领先的跨越。1994年5月，《全国邮电“九五”计划纲要》首次提出，建成“八纵八横”、覆盖全国省会城市和重点地区、联通世界的光缆传输骨干网。南沿海光缆、北沿海光缆、郑西成光缆、大东北光缆、西兰乌光缆、兰西拉光缆……在千里戈壁，在十万大山，在世界屋脊，大规模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到1998年底，总长7万多公里、覆盖神州大地的“八纵八横”光缆干线网络正式竣工。电信骨干网跨越铜线阶段，一步到位迈入光通信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通信干线紧张局面。“这一光缆网络到现在都是世界先进的，不仅从根本上缓解了通信干线的紧张，也为21世纪中国互联网的腾飞提供了强大的、可靠的基础设施保障。”武锁宁说。

　　这一时期，进入到起飞阶段的中国通信业迎来了多个“第一次”。1985年，邮电业务总量增长率第一次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率。1987年9月14日，从北京向海外发出的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是中国对互联网世界的第一声问候。1987年1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模拟移动电话在广州拨出，简短的一句“喂～喂～能听见吗～”，令在场的每一个人热血沸腾……

　　与此同时，电信体制改革大幕也逐渐开启。为适应国家整体改革形势的需要，邮电通信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的改革步骤。1998年信息产业部挂牌成立，此后，政企分开、邮电分营、电信重组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相继实施，涉及上百万邮电职工和上万亿资产的剥离重组工作在短短两三年内完成，改革力度之大、速度之快，让市场呈现出勃勃生机。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电信事业完成了从落后到先进的巨大转变，行业从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行业，并为我国创新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杨培芳说。

　　技术赋能　移动互联惠及千行百业

　　通信基础设施从落后到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移动通信技术从1G空白到5G领跑世界；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核心专利申请量逐年升高，越来越多的标准开始说“中国话”……建党百年以来，通信业折射着我国奋力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坚定步伐。

　　“其多列其多列，上山坡去拣竹叶，带上长刀砍竹筒，其多列其多列……”在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的一堂音乐课上，30余名小学生正在学习云南哈尼族著名民歌《其多列》。

　　通过屏幕一起合唱和参与互动的，还有三沙市永兴学校的9名学生。高可靠、低时延的5G技术，打破海口与三沙650公里的空间界限，破解海岛教育资源难题，让两地小学生共学共唱一首歌。

　　这仅仅是我国5G技术加快发展，赋能千行百业的一个缩影。建党百年以来，随着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移动通信经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同步、5G引领的崛起历程，为移动互联网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定“宽带中国”战略，推进“光进铜退”工程、“网络提速降费”等政策实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

　　如今，在时速30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语音不掉线、视频不卡顿、办公不耽搁；在青岛港，一艘艘巨轮载满货物行驶在航道上，工作人员通过电脑就可以远程控制集装箱装卸理货；在山西，潞安化工集团新元煤矿井下500米生产现场，5G+工业互联网的连接让掘进机、采煤机具备了实时远程操控功能，工作人员可以远离井下高温、高湿、高粉尘等恶劣的工作环境，远程对爆破、采掘、传输全过程高清监测与控制……

　　可以说，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而在广大乡村，电信普遍服务更是造福了亿万农民。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贡尼顶新村83岁的藏族老人，“刷”起手机短视频；四川大凉山海拔1600米的“悬崖村”村民，搞起电商直播……田间地头、村里街道，都能连接到4G网络。农民通过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通过网络实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

　　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偏远山区、贫困地区开通光纤宽带和4G网络，大大促进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网络扶贫、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应用加速普及，惠及广大农民。目前，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的比例双双超过99%，有力支撑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百年来，通信业务推陈出新、通信方式不断变迁；通信技术迎头赶超、通信能力持续提升，通信业的高速发展成为祖国经济腾飞的基石。”在人民邮电报社原总编辑武锁宁看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大渐强，中国通信业跨越式发展的背后，源自中国共产党对网络强国战略的科学引领，源自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推进。

　　百年发展，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容量成倍扩张。目前已建成包括光纤、卫星、移动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到2020年末，光缆线路长度已由1997年的55.7万公里增至5169万公里，年均增长21.8%；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由2003年的1802.3万个增至9.46亿个，年均增长26.2%。

　　网络建设量质齐升。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全国所有地级市建成光网城市，光纤用户占固定宽带用户比例超过94%，百兆以上宽带用户占比接近九成。4G基站规模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建成5G基站84.7万个。截至今年5月末，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6.08亿户，其中5G手机终端连接数达3.35亿户。

　　“十三五”期间，在党的领导下，信息通信行业持续实施网络提速降费专项行动，先后取消了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流量“漫游”费，推出“流量当月不清零”“宽带提速不提价”等举措，并针对低收入和老年群体需求设计了资费方案。提速降费、优化覆盖，使网络服务“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提高了人民群众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的获得感。

　　当前，网络强国建设再奏强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建设再次被提到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赋予了信息通信业新的历史使命。

　　“回望百年，我国信息通信业走过了一条艰辛又精彩的自主创新之路。”武锁宁说，历史启迪未来，只有矢志不渝地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才能在全球信息通信的战略核心地带拥有更多话语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强劲动力。

　　继往开来，再续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牵引下，中国将以更前沿的技术创新、更丰富的产业应用、更开放的姿态，努力迈向网络强国，开拓更加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全力厚植生态底色，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打造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在高质量发展大道上闯新路、开新局，谱写出守望相助、绿富同兴的发展新篇章，一个团结、丰饶、绿色、壮丽、开放的内蒙古，正向着新征程奋勇前进。